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日益增大的環境壓力，這迫切要求加快推進發展方式轉型。與此相對應，近年來的環境經濟學將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作為一個重要命題來研究，涌現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許多研究都采用實證方法，分析在中國是否存在環境的庫茲涅茨曲線。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出現環境的逐漸惡化，而在富裕程度超過某一水平之后，經濟的發展會帶來環境的逐步改善。筆者認為，盡管考察在中國是否存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它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全面體現環境變化的原因。

總體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存在的依據有兩點:一是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一國的產業結構較為落后，具有高污染、高能耗的特征，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服務業的比重逐漸提高，經濟結構越來越具有輕型化特征，這就降低了對環境的壓力，并最終促使環境狀況得到改善；二是良好的生態環境本身可以被視為一種奢侈品，對于貧窮地區而言，擺在第一位的是生存和發展問題，人們首先需要追求物質生活的滿足，其次才能對環境質量提出較高的要求。

筆者認為，按照現有的研究，即使我們能夠證實在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或者同一時期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之間，確實存在著環境的倒U型曲線，也并不意味著只要按照一定的速度發展經濟，就可以自動地跨越臨界點，進入增長水平與環境質量同時提高的境界。原因在于，經濟發展水平總是多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和發展戰略選擇，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下更是如此。

經濟發展對環境的作用方式可能因政府行為的不同有很大差異。其內在的邏輯有以下方面:

當前，雖然中國強調要轉變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一直致力于轉方式、調結構，但是，一地的產業結構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偏好的左右。一些地方政府領導往往偏好于上馬能夠在短期內帶來巨大稅收增長的重工業項目。這就意味著，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依據之一——隨著經濟發展經濟結構會存在輕型化的趨勢，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自動地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帶來經濟結構的改善，結構調整的快慢與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視程度密不可分。

企業節能減排的力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地的環境執法狀況。一些地方政府為吸引更多企業到當地投資，有可能會降低執法標準。而當地政府是否愿意在環境基礎設施上加大投資力度，也與節能減排成效直接關聯。此外，環境問題的解決還與政府的治理水平有關。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如果當地政府對污染防治做好完善的規劃，則會大大減少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壓力。

優良的環境確實可以被視為一種奢侈品，它本來應該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被社會更多地“消費”，但做出這個“消費”決策的并非居民或者政府中的一方，而是包括企業在內的多方力量協商、博弈的結果。總之，如果考慮到政府會有不同的約束和行為方式，其行為方式在不同的時期可能會有所變化，依據歷史經驗數據得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就有可能發生移動，做出的預測的現實意義也極其有限，無異于刻舟求劍。

緩解環境壓力的關鍵在于加快推進發展方式轉型，而轉型又需要實現發展戰略的轉變。當前，在各地的發展中，經濟發展戰略缺乏廣泛的群眾參與和公共討論機制。雖然各級政府的自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公眾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但其不一致的地方卻也難以排除。要減少不科學的決策和不正確的發展戰略，避免錯誤的經濟發展戰略決策帶來的環境危害，就需要積極推進政府決策機制改革。

由此可見，揭示經濟發展影響環境的內在機制，需要將政府決策因素納入其中。正如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各類社會問題一樣，在環境問題上，我們也應該將社會關系和人際之間的利益關系置于分析的中心。而在中國應對環境變化，謀求環境友好型發展的過程中，要想切實發揮政府決策對推動解決環境問題的積極作用，就要努力改革體制，改變對地方政府的行為約束和激勵方式，推動發展戰略調整，促進科學決策機制形成。為了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應該提高決策參與的廣泛性，發揚民主精神，讓社會各界、各階層都能夠充分地表達意見，使決策確定和執行的過程能夠受到各方面的監督。也只有這樣，才能把握住環境問題的實質，提出正確的解決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