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以下簡稱“兩山”理念)提出20周年。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為踐行“兩山”理念提出更高要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加快發展綠色低碳經濟,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在“雙碳”目標大背景下,煤炭行業如何進一步踐行“兩山”理念?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展開熱烈探討。
深化煤炭全產業鏈清潔高效利用
“煤炭行業踐行‘兩山’理念,必須深化全產業鏈清潔高效利用。”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學校長袁亮指出。
全國政協委員趙建澤表示,在煤炭洗選領域,要加強技術革新和工藝改造,同時深化洗選系統對標管理,提高精煤回收率,降低煤泥排放量,減少煤矸石帶煤量。
“煤矸石等大宗工業固體廢物治理是我重點關注的方向。”全國政協委員、貴州大學教授陳前林表示。
他主要從事礦產資源高效利用和固體廢物治理研究,認為煤炭企業應創新源頭治理,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工業固體廢物總量,降低各類污染因子含量,從根本上減輕工業固體廢物處理壓力。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主任委員馬華東從事礦產資源調查和基礎地質研究工作多年。他認為,煤炭企業踐行“兩山”理念,要加快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加強產業鏈延伸與高附加值轉化,全面推進節能降碳改造,不斷提升綠色發展水平。
在煤炭企業,“兩山”理念正加速落地。以中國平煤神馬集團為例,近年來,該集團立足焦煤資源優勢,延伸產業鏈條,打通煤基尼龍化工、碳材料、硅材料多條特色產業鏈;推進煤層氣綜合利用,2024年煤礦瓦斯發電量2.1億千瓦時;開展污染物“近零排放”五年行動,投入13.6億元用于污染治理,完成“近零排放”項目304項,重污染物排放濃度遠低于國家和地方標準。
“近年來,我們堅持把‘取其材、用其能、固其碳、不污染’作為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根本出路,推動傳統能源企業向功能材料企業轉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平煤神馬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李毛說,“未來,我們將繼續堅定走好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加快健全‘集團監督—板塊監管—企業助力’三級環保管理體系,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
強化綠色礦山建設系統性思維
去年4月,自然資源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綠色礦山建設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持證在產的90%大型礦山、80%中型礦山要達到綠色礦山標準要求。
袁亮表示,這一目標的實現,將推動煤礦企業從生產方式、資源利用、環境保護等多個方面轉型升級。
“我國礦產資源分布的區域差異性,決定了綠色礦山建設必須與礦產資源稟賦相協調、相統一。”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武強表示。
武強指出,除了區域差異明顯外,我國主要礦產查明資源儲量增長乏力、礦山開發規模和產品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高、市場投資環境缺乏吸引力等問題依然突出,全面推進綠色礦山建設任重道遠。
對此,武強提出,要強化綠色礦山建設的系統性思維,堅持“政府引導、企業主體”原則,健全綠色礦業發展工作機制,構建由政府、企業、公眾、社團等各方組成的社會監督體系,健全綠色礦山企業信息公開機制。
他表示,一方面,綠色礦山建設涉及資源開發、安全開采、生態環境修復、污染物排放與處置、水土保持、節能減排等多方面內容,橫向上需要多部門多行業協同管理、推進,需在國家層面成立綠色礦山辦公室;縱向上要把綠色礦山建設融入當地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總體規劃,加強“礦—農—城”一體化規劃建設,兼顧地上地下、山上山下、礦內礦外,完善國家、省、市、縣四級聯創機制,將政策、標準和機制等具體分解和落實。
另一方面,由于一個流域不僅涉及各類礦山問題,還有農業面狀污染、工業點狀污染、城鎮農村黑臭水體、河道濕地污染等問題,要用大系統工程理念,緊密結合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總體規劃、流域國土空間規劃、生態環境規劃和防災減災規劃等,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因地制宜開展以流域為單元的綠色礦山建設。
“此外,可探索綠色礦山建設合同管理,在簽訂礦業權新立、延續、轉讓等合同時,落實好建設內容,從源頭明確新建礦山和持證生產礦山的綠色礦山建設要求。”武強說。
開展礦區生態修復與綜合治理
袁亮指出,礦區生態修復與綜合治理是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組成部分。煤炭開采所遺留的煤田火區、采煤沉陷區等生態問題,必須通過系統性綜合治理加以解決。
近年來,我國出臺一系列政策推進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部分礦區穩步推進生態保護、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重建,推動土地資本和自然資本大幅增值,探索形成了“生態修復+文旅產業”“沉陷區治理+漁光互補”“采煤預沉陷監測+耕地耕作層表土剝離”等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盡管如此,采煤沉陷區治理依然是高質量發展的洼地,治理工作仍面臨諸多困難。”全國人大代表、潞安化工集團常村煤礦設備科副科長張世麗說。
張世麗表示,目前國家出臺的一系列關于采煤沉陷區治理的政策,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操作標準;采煤沉陷區治理資金渠道較為單一,主要依賴政府財政投入和企業出資,部分煤炭企業由于經營效益不佳或歷史遺留問題,難以足額承擔治理費用;政府與企業治理目標和利益訴求存在差異,導致在治理責任劃分、資金投入、項目實施進度等方面難以達成一致;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技術研發投入不足,相關技術標準和規范尚不完善。
對此,張世麗提出五點建議。一是完善采煤沉陷區治理政策法規,明確各治理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建立健全采煤沉陷區治理的標準和規范,包括土地復墾標準、生態修復標準、居民安置標準等。二是將采煤沉陷區治理納入區域發展規劃,強化規劃標準執行和相關部門的協同合作。三是建立治理技術規范體系,根據不同區域的生態環境特點和要求,明確土地的復墾標準、復墾方法和工藝流程,建立科學合理的考核評價體系。四是健全投資回報機制,鼓勵支持社會資本、金融機構加大對采煤沉陷區治理項目的資金投入力度,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多元化融資渠道。五是加強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關鍵技術攻關,建立產學研合作機制,鼓勵開展針對性關鍵技術研發與技術體系集成,推廣應用先進的治理技術和模式。
武強建議,針對我國礦區生態修復面臨的歷史欠賬多、治理投入不足等難題,可運用市場化手段,鼓勵綠色礦山“開發式”建設。以廢棄礦山生態修復為例,可以在黃河流域煤炭開采量大的地區,建立省級歷史遺留廢棄礦山生態修復基金?;鹂蓮钠髽I礦產品銷售收入中按一定比例計提,統籌用于全省廢棄礦山生態修復。以基金為引導,“誰修復、誰受益”,吸引社會資本投入。
“政府政策在煤炭行業綠色轉型中的引導作用至關重要。”袁亮說。
責任編輯: 張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