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偏弱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發布后，英國《經濟學家》期刊發表了一篇題為《速度不代表一切》的文章。文章說，雖然中國經濟增速在下降，“其現代性特征卻更加明顯”。

在全球經濟開放融合的環境里，中國經濟擁有巨大體量，它的任何變化都讓世界無法回避。這篇文章也再次引入中國經濟模式從舊到新的話題。

中國過去數十年取得的經濟奇跡，得益于人口紅利、資源紅利、資本紅利、以及從引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加入世貿組織擁抱全球化的制度紅利等一系列促因。

“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保持經濟高增長的時間長達30年之久，這在歷史上沒有先例”，“中國的成就，是經濟發展和體制變革成果的雙重體現。”——日本《世界經濟評論》的一篇文章這樣歸納。

但發展總有成本。時至今日，與中國經濟繁榮伴生的問題也日益顯現，“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挑戰已經來臨。世界銀行在其《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列舉了中國的人口老齡化、生產力下降、基建及其他投資收益衰減等諸多變化。

美國《財富》雜志主筆戴維·惠特福德在《中國如今去向何方》一文中這樣說：“中國的增長已經進入關鍵階段，經濟學家們將其稱為‘中等收入轉型’。”

轉型，就是辭舊迎新，打造中國經濟的“升級版”。而升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中國經濟的質變。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其著作《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這樣的思想：在一個動態過程中，需要著力推動要素稟賦結構的不斷演進，以有利于一個國家，特別是后進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美國戰略管理大師邁克爾·波特曾說，他“目前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新挑戰，即如何從便宜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循環中走出來”。他認為，決定核心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來自創造”而不是“與生俱來”。

這些學者的理論視角，與中國政府的戰略前瞻與政策安排相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中國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新一屆政府也正著力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

當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轉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現階段的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并存，金融領域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突出等問題亟待解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認為，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除了喪失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既得利益集團阻礙結構性改革這些全球共有的問題外，中國還面臨三個特殊挑戰：經濟規模巨大，發達經濟體疲軟造成的外部需求萎縮，以及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不斷上升中需要對國內和全球議程做出平衡。

不過，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正在不同領域中、不同程度上體現出新的變化。一季度數據顯示，與投資相比，消費對增長做出了更大貢獻。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三個季度中，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了工業，這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

《經濟學家》的文章分析說：兩大令人鼓舞的趨勢對中國的未來可能非常重要，服務和消費正相互加強力量。因為服務業更具勞動密集型特征，因此它的增長促進了工資和家庭收入的提高，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會增加，而消費的增加反過來也會帶動服務業發展。

環顧全球產業格局的變化，還可以看出，隨著各類成本的增加，中國的地位從“制造中心”轉向“集聚中心”和“市場中心”。這正是中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演進的“因與果”。而且，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包括蘋果、三星在內的智能手機最大市場，移動互聯網用戶超過4億。這些因素推動著知識與信息等“新經濟”模式高速發展。

“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要素的綜合優勢正在形成正向循環，將中國經濟推向更高層次。俄羅斯觀察人士賽義德·哈爾穆爾佐耶夫在《中國準備世界性變革》一文中說，“有理由認為，中國經濟正步入有別于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新發展階段，中國倘若能完成從現有的工業化模式轉向創新型后工業化模式的任務，世界將發生180度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