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最好的時機，也是最壞的時機。2008年的國際油價就是最好證明。

今年7月初，國際油價飆升至每桶147美元的歷史最高位，此后四個月間，油價直線回落，甚至一度跌破50美元，跌幅達65%。不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中國的油價卻一直保持堅挺。

當油價跌破每桶80美元——這個被普遍認為高油價的臨界點的時候，各界認為中國政府啟動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時機已經來臨，在過去的幾年內，中國屢屢喪失改革時機。

首先進入業界視野的是燃油稅改革。醞釀14年的燃油稅征收激情在11月間陡然燃燒起來。中國政府高層也適時作出回應。11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了成品油價格和燃油稅費改革方案，并決定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然而，截至目前，市場流傳的各種版本都未經官方證實。即使言辭確鑿的成品油定價方法——“原油成本加價法”三年前就已經在業界討論。

究竟成品油定價機制是不是一個能源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燃油稅改革能否推出？能否解決目前中國能源市場面臨的問題？本報為此專訪了中國能源網CIO韓曉平、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

南方周末：針對燃油稅改革和油價改革，目前市場上有各種觀點爭論，現在推出燃油稅的機會是不是最好的？
 

韓曉平：大家都認為現在是燃油稅改革的最佳時機，主要指現在面臨“年關”，養路費是每年一度征收的，正好轉軌；目前國際油價處于較低位，為征收燃油稅騰出空間；另外，14年的努力，已經被國內普遍支持，存在較好的氛圍。

但是，燃油稅改革和油價改革是兩回事，油價的改革用不著等待燃油稅的改革，應該加快將油價降下來。盡管兩個改革的初衷不一樣，但是改革的結果都是為了在現行機制的基礎上提高燃油費用，使其有利于節能減排和給予石油經營者更加“合理的收益”。然而，這些觀點并沒有料到大形勢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如果沒有大的外部形勢的突然變化，這個時機確實是最佳的。但現在國際金融危機繼續擴散和蔓延，對中國的影響也在不斷加深，11月份國內一些經濟指標出現加速下滑趨勢。胡錦濤總書記已經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現在要全力避免國內經濟陷入動蕩，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們內部的很多重大的改革遲遲沒有推進，內部的很多機制沒有理順，一些關鍵的市場體系沒有健全。盡管一開始我們以為市場化程度不夠正好避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然而現在不排除可能對我們造成更嚴重的沖擊，必須防患于未來。

林伯強：我認為這次開征燃油稅是非常好的時機，這次要是錯過的話，確實就沒有這么好的機會了。為什么這么講呢？國際油價從140美元降到50美元，再增加個30%的燃油稅率，征稅的價格下來還是比較低，老百姓的接受程度還是比較高。但是要錯過這個時機就不一定了。

南方周末：在國際油價下跌的過程中，市場最先反映是國家應該下調油價，但是在政府高層的反饋中，最先出現的是燃油稅改革的反應，然后才是油價定價機制的反應，為何會出現這樣反差？

韓曉平：：我們不是反對燃油稅改革，但我們不能為了改革而改革。將油價降下來本來就是理所應當的，與燃油稅沒有因果關系。燃油稅至今策劃與密室，對于一些關鍵利益如何解決沒有一個說法，特別是對于一些涉及弱勢群體利益如何平衡始終沒有一個合理的解答。

首先，燃油稅是納入《公路法》的道路交通建設稅，農民的拖拉機、收割機、抽水機是不上路行使的，漁民的漁船也從來不上路，牧民雖有汽車、摩托車，但草原上根本沒有道路可行，為什么要讓他們承擔道路建設的相關稅收？關鍵是一個公平問題，不能因為農民沒有話語權，就讓他們平白無故地背上這樣一個包袱。怎么才能在不真正損害農民利益的基礎上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燃油稅的改革還會造成整個交通運輸系統的成本增加，運費會直接傳導到所有終端商品和公共服務上，從而引起通貨膨脹和地方政府巨額財政補貼問題。這是非?，F實的問題。

最后，將費改為稅，就是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收到中央政府的口袋里統一使用。養路費、路橋費在地方基本上是一種專款專用的專項收費，而中央的財政沒有?？顚Ｓ玫臋C制，如果將這筆錢收到中央，最大的問題是誰來修路建路，是不是每一條大街小巷都要到中央申請經費，過去地方政府有路橋費這筆未來可以預期的收入，所以大力投資興建道路橋梁，將收益抵押吸引社會投資者建路造橋，調動全社會積極性完成國土建設。現在這筆收入被拿走，地方政府和社會投資者的積極性必然受到影響。

林伯強：你所擔憂的這些問題，完全可以用補貼的方式解決。補貼是發展中國家中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發展中國家要掏錢做的事很多，因為它經濟增長很快，很多事情要往前趕，補貼不可避免，關鍵是以何種方式來補貼。

韓曉平：補貼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全球采用燃油稅的國家主要一些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的西方發達國家和一些國土比較狹小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農產品是不限制價格的，油價高低可以直接傳導給農產品和食品，政府拿錢只是補貼為數不多的窮人，中國現在能不能這么做？如果是一項改革最終的結果將造成各級政府不得不拿出巨額資金要對2/3以上的國民進行補貼，這樣的改革還算是市場化改革嗎？

還有，對農民的補貼怎么補，怎么才能真正補到農民手里，怎么補才是公平的。最近，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說，“一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出現困難，特別是一些以生產出口產品為主的企業，有些甚至停產、半停產。這自然影響到就業，在某些地方確實出現了農民工返鄉的現象。”根據研究，農民工手中的錢最多可以堅持5個月，要穩定農民只有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一方面我們要注意不能讓油價將他們手中的錢“吸走”；另一方面我們可能還要對城市低保進行補貼，形成更大范圍的補貼。為刺激經濟我們要給企業減稅，補貼的錢怎么解決？

南方周末：我們注意到，此次國務院要征求的意見之中除了燃油稅改革之外，還有成品油定價機制，這一機制在過去的十年內一直搖擺不定，很多人認為此時正是推行成品油定價改革的時機，這二者的關系又是如何的？目前更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林伯強：與國際接軌有兩種方式，要分清政府定價的接軌和價格機制的接軌，我覺得根據目前形勢給我們提供的機會，是把燃油稅推出去的問題，而不是價格機制的問題。

因為價格機制的改革比較復雜，把這兩者湊在一塊有可能耽誤了現在這個時機。因為對于我們經濟學家來說，價格機制永遠是第一位的，能一步改好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中國的國情不允許這樣。但是如果明年石油價格還能穩定在50美元上的話我們再來考慮價格機制的問題，再來考慮這樣大的波動我們能不能接受。如果這兩步混在一起，我擔保永遠走不出來。

韓曉平：市場化改革不僅僅是一個價格機制問題，當年小崗村18戶農民沒有先進行價格機制改革，而是通過“聯產承包”實現了市場主體的解放。我們在能源領域一個主要矛盾至今不能解決，就是市場主體是誰？他們有沒有權利進行自主交易？國內原油和成品油期貨交易市場至今沒有建立，多元化的競爭主體始終沒有實現，國家的石油“平準”機制沒有建立，這樣匆匆忙忙的跟著國際市場走，帶來的問題是中國兩億多噸的石油要在國際市場上采購現貨，這必然引起金融投機者的炒作，不僅影響中國自身利益，也會對全球經濟復蘇形成負面影響。油價改革只是體制改革的一個步驟，而不是改革的全部。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也是現代農業的血液，同時還是商業的血液，血液一旦出問題，身體其他各個部分都會出問題，或許會貧血，或許得心?；蚰X血栓，要致命的。所以，對于這個改革要慎之又慎，要廣泛聽取社會各方的意見，形成共識。

目前很多人認為油價與國際接軌是改革的主要矛盾，民眾往往認為油價和國際接軌了國內油價就可以下降，其實國內油價下降跟定價制度沒有什么關系，就中石油、中石化來說，現在他們的油價下降1塊錢不用國家批，但是它們就是不動。高油價對于經濟的傷害是非常大的，美國的次債泡沫最終是因為高油價引發通貨膨脹捅破的。巴西在“金磚四國”中是唯一征收燃油稅的國家，但巴西2007年的GDP增幅最低，只有中國的一半。巴西早就是GDP超過3000美元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但高油價政策長期拖累了巴西經濟的發展。印度在今年6月4日大幅度上調國內油價，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引發社會動蕩，至今越演越烈。我們目前的經濟困難局面，與油價過高不無關系。不管怎么說，國內油價應該馬上降下來，越快越好。

在中國現階段，我認為油價采取完全與國際隨行就市的做法未必可取，采取一個相對穩定的油價有利于企業進行套期保值和鼓勵儲備。最近，由于國際油價暴跌造成國航和東航因大量期貨交易虧損，但不能因為一些企業的經營失誤就放棄鍛煉自己駕馭期貨的能力，全球主要石油交易是納入長期交易體系的，只有中國這樣缺乏期貨駕馭能力的國家在現貨市場大量采購，成為“邊際需求”，從而影響全球的“邊際價格”。

由于國內石油和成品油期貨市場遲遲沒有啟動，造成燃油定價中沒有國內價格因素，很多民眾就要問為什么大慶的油要按照北海布倫特的油價來定價？國際油價有投機因素，國內油價難道也有投機因素？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將這些資源給了自己的國有企業，也沒有要份額油，國家的主人反而要按照按照北海布倫特的價格支付給他們，哪我們為什么要將這些石油資源給他們？所以，中國的定價機制不能簡簡單單地與國際接軌，保持一個相對合理穩定的油價會更有利。油價太低會影響石油公司在勘探開發方面的投入，油價太高會影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目前競爭不充分，市場機制不完善，信息不對等，將定價主動權從政府移交給所謂“市場”并不可取。

中國政府繼續對油品價格的介入將有利于打擊國際投機，穩定全球油價，使全球經濟能夠盡快實現復蘇。中國應將大量美元儲備套現石油期貨，并為中國三大石油開發企業在全球參與勘探開發提供更多資金支持，以彌補目前由于國際油價偏低造成了投入不足。

林伯強：更加長遠和可持續的改革當然是價格體制改革問題，不過，我們要分清現在的時機以及中國的國情。美國的汽油能在一個月之內從4快多跌到2快多，這么大的波動政府愿意不愿意接受？我估計中國也很難接受。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應該把燃油稅推出來，因為它代表了效率和公平，它對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比價格機制重要。

 記者 曹海東 實習生謝丹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