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工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各種各樣的安全生產和環境事故也隨之發生，這其中，化學工業事故較為常見，其對包括土壤在內的環境安全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從意大利塞維索災難說起

1976年7月10日中午12點37分在意大利北部利倫巴第州離米蘭約15公里的一個小化工生產廠發生了工業事故。這起事故導致了當地住民(17000人)接觸到了目前已知的最高濃度二噁英，周邊地區數個區域約10.3萬人也受到影響。事故發生前，這家工廠也曾發生過數起工業事故，導致二噁英污染，但事故規模小，當地居民并沒有把它當作一個隱患。

該化工廠主要是通過氫氧化鈉的芳香族親核取代反應用1,2,4,5-四氯苯生產形成2,4,5-三氯苯酚，后者是生產六氯酚和除草劑2,4,5-T(美軍在越南戰爭時期噴施的橙劑的成分)的中間體。在標稱反應溫度下，產物中二噁英的濃度通常僅見于小于1毫克/千克，但事故造成反應溫度過高,二噁英濃度達到100ppm以上，該事故由于操作不當所造成。事故造成6噸的化學物質在超過18平方公里周邊地區的高空釋放，釋放物質中包括1公斤的二噁英TCDD(毒性是氰化鈉的10萬倍)

受影響的區域被分為區域A、B和R區，表層土壤TCDD的濃度依次遞減。A區進一步分為7個子區域。當地居民被告知不要觸摸或吃當地種植的水果或蔬菜。

A區有736位居民，土壤中TCDD濃度高達>50微克/平方米。B區有大約4700居民，土壤中TCDD濃度為5至50微克/平方米。R區有31800居民，土壤中TCDD濃度為<5微克/平方米或者微不足道。

事故后數天內共有3300只動物死亡，大部分是家禽和兔。于是當地相關部門開始緊急屠宰，以防止二噁英進入食品鏈，到1978年超過80000只動物被宰殺，15名兒童因皮膚炎癥迅速住院。到8月底，A區已完全疏散并圍欄，1600人進行了體檢，其中447人被發現有皮膚損傷或氯痤瘡。經協商當地成立了一個針對孕婦的咨詢中心，26名孕婦選擇了墮胎(這是特殊情況下墮胎是合法的)，另外460名孕婦檢查得知他們的孩子沒有表現出畸形或病變的跡象。另外，政府設立了兩個委員會來制定隔離污染和凈化污染計劃，為此意大利政府準備了400億里拉(4780萬美元)。

事故發生14年后的1991年，有研究評估了當時被曝露于二噁英的數千人的影響。確定最明顯的不良影響是氯痤瘡(193例)。其他可逆早期影響是周圍神經病變和肝酶誘導。二噁英曝露(如出生缺陷)可能留下嚴重的后遺癥的認定受阻于信息不足，但總體上說，風險沒有明顯增加。

對于污染的土壤，被填埋在新挖的兩個大坑中。一個體積為15萬立方米，另一個7.5萬立方米，坑口用聚乙烯膜覆蓋，并填上未污染土壤，最后坑口再用1米厚的水泥塊覆蓋，做到徹底封存。

快速的土壤調查行動是關鍵

人們在事故發生過程中更加關注事故對生命財產安全的影響，化工爆炸瞬時釋放大量的污染物質，對生態系統帶來瞬間甚至毀滅性的影響，第一時間行動是最明智的選擇，因為污染物的釋放對環境特別是土壤的影響是巨大的，提早介入早期干預對于污染物的擴散、轉化等控制是有效的。

1984年12月2-3日在印度博帕爾發生的“博帕爾毒氣慘案”堪稱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工業災難。超過50萬人暴露于異氰酸甲酯(MIC)氣體和其他化學品。有毒物質擴散進入工廠附近的棚戶區。但印度博帕爾的泄漏事件對土壤等環境影響并沒有采取及時到位的措施，土壤遭受各種污染化合物包括1-萘酚、萘、西維因，焦油狀殘留物中，汞、有毒有機氯，揮發性有機氯化合物、鉻、銅、鎳、鉛、六氯乙烷、六氯丁二烯，以及農藥六六六的污染。據估計，土壤中中約有4000至12000噸的有毒產品。2012年印度政府力圖清除垃圾347噸的儲存垃圾是處理的第一步，但由于扯皮，347噸垃圾無法運回德國(曾約定去德國處理)，估計得埋在印度國內。最近的報道指出，經過28年后，博帕爾污染場地依然是毒物殺手。

反觀日本，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釋放出高濃度的放射性核物質進入大氣中。釋放的放射性核素，如137銫、134銫和131碘等被廣泛沉積在土壤表層，造成高劑量率和隨后的土地污染。

事故發生后，日本學術會議迫切要求迅速開展土壤調查，以評估放射性核輻射的污染程度和對人體健康的任何可能影響。該要求包括在半徑30公里范圍內收集1500到15000土壤樣品以來評價核電站事故泄漏的放射性核污染。為了收集到如此大量的土壤樣品，日本學術會議同時要求開發“緊急土壤取樣指南”。

他們從3月20日啟動了污染調查，到4月19日對環境中137Cs進行積累調查，調查研究結果發表在2011年12月的《PNAS》雜志上。該研究的結果為日本協調消除污染的舉措、規劃管理措施，以及目前的修改行動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刊發了“緊急土壤取樣指南”。指南指出，(1)土壤樣品混合深刻影響土壤樣本中測得的放射性的數值;(2)為了讓樣品達均質化，至少要搖動裝了樣品的塑料容器150次以上，或必須通過手工翻滾一次性塑料袋以破壞樣品土壤的團聚結構;(3)為了降低測量不確定性，在一個3米×3米的區域最少要采集5個樣品。

吃一塹長一智

國外對于各種環境事故在事故后都會汲取深刻的教訓，并借此制定出各種技術、立法以免重蹈覆轍。

就意大利塞維索災難來說，它引發了許多科學的研究和標準化的工業安全法規，導致歐盟在1982年制定了“歐盟理事會指令”(塞維索指令)，1996更新成了塞維索II指令(Seveso-II)，到2013年進一步發展成塞維索III指令(Seveso-III)。

對于1984年的印度博帕爾事件，到1985年，加州民主黨亨利˙韋克斯曼呼吁美國政府調查的博帕爾事件，這促成了美國關于在美有毒化學品的意外釋放的立法。

而日本，借著福島核事故，開發了“緊急土壤取樣指南”。

2010年，在“塞維索指令”的基礎上，數位法國科學家針對工業事故后的土壤污染問題在意大利卡利亞里召開的“關于土壤、地下水和沉積物管理的UFZ-Deltares/TNO第十一屆國際會議”上發表了“工業事故后的土壤污染：走向有效的調查和評估”一文，這堪稱工業事故后土壤污染的調查和評估手冊，待下期我們將慢慢道來。

以上可見，工業事故由于排出的高毒物質導致的土壤污染會給居民生活和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危害。為此我們建議：(1)正如我們曾經在《上海經濟評論》專欄文章“重霾地區的蔬菜葉更吃‘金’”(2014年9月23日)所指出，植物葉片會吸收細微顆粒的污染物質，因此在事故發生后，由于污染物的大氣沉降，污染物可能滯留在葉片表面甚至進入植物，事故發生區域特別是下風方向的地域要提高警惕，因為污染物極可能污染蔬菜水果;(2)土壤污染就是外來物質對土壤的侵入并帶來土壤功能的破壞，事故型的外來污染物往往是瞬間大量的侵入，事故發生后，很有必要立即開展土壤污染的調查和監測行動，并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3)在化工事故多發的今天，中國很有必要成立針對土壤污染的“快速反應專家隊”，開發土壤調查、監測設備，編制土壤采集和事故緊急處理指南等。

污染事故的代價是巨大的，為避免重蹈覆轍，是時候“吃一塹長一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