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能源的定義是：對能源清潔、高效、系統化應用的技術體系。致力于發展清潔能源的企業家們把焦點都放在了能夠改善全球變暖以及減少能源浪費的創新技術之上。這其中包括了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減排以及循環利用等技術。

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卡遜指出，殺蟲劑對生態的嚴重破壞眾所周知，但解決起來卻很困難，這是因為如果停止使用或提高使用標準，就會觸動相關工業集團的利益。于是代表這些集團利益的民意代表就想盡種種辦法，通過復雜的制度安排使相關的環保法案無法出臺。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所言，“國會依然寵愛這些工業。規范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法規和標準比食品和醫藥的法律寬松得多，國會故意讓它們難以實施。”卡遜指出了一個事實：在某種意義上，生態斗爭一定要變為政治斗爭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過，在卡遜的書中，這種反環保的機制還只停留在國內政治的層面。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環境問題，特別是跨國環境問題則要復雜得多。

當前國際體系正經歷深刻演變，各類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防不勝防。如氣候變暖、水危機、沙漠化、能源安全、食品安全、減災防災、公共衛生、金融危機等等。應對全球性問題越來越需要借助通過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開展的全球治理。與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增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全球治理和公共產品的供給數量依然嚴重不足且效率低下。因此，清潔發展的實質是要對現有人類整體機制進行全盤創新，人類整體需要建立一個系統化的機制設計和制度安排、實現全球治理和人類良治與善治。

以下事實是容易被證明、或者是公認的：某些利益集團在全球化的時代逐漸具有了超越社會的集團利益；那些通過破壞公共利益而獲得超額利潤的利益集團，其更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更多政治影響，制約了公共政策的深入實行……這些情況都意味著，利益集團借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其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獲得了空前發展的機遇，甚至因此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壟斷者。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對環境問題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造就出了一個有意愿、也有能力突破各種國際國內規則限制，通過破壞環境的方式牟取暴利的跨國利益集團。從技術上說，這比單純的國內利益集團對環保的負面影響更難制約。這也是近幾十年來政治家不斷表態、公眾不斷呼吁、NGO全力奔走之下，而環境問題依然不斷惡化的深層原因。

環保問題上的利益集團阻力因素一直就存在，只不過，近年來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快速拓展，這些跨國利益集團才獲得了更加強大的力量，甚至連最發達國家的政府也對其無能為力，甚至反而成為其推行反環保發展戰略的幫兇。全球政治的安排越來越向取悅跨國利益集團的方向轉化。

現在，在越來越多的環保問題上，民主政府的無能感日益增強。參加八國峰會的領導人們恐怕都會深切體會到這一點。原因也很簡單——當大公司的主要經營范圍局限于國內、或者根植于國內時，其環境責任等社會責任方面的問題很好解決，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就可以對其進行直接約束；而當跨國公司的力量因全球化而大幅度擴張之后，單純管轄一國范圍的民主政府對其也無能為力，特別是對這些國家在第三世界的破壞環境之舉，更是既無動力、也無能力去保持關注。

對這些國家政府來說，對內負責顯然比對外、對全球問題負責更為重要，因為他們的選票并不是由全球的人民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經濟自由化、而其它領域無法全球化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占盡了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連其本國政府也拿它無能為力。

而在更糟糕的情況下，民主政府則成為這些跨國利益集團的俘虜。2005年八國峰會期間，美國代表團根據政府的指示，在會議公報關于環境問題的措辭上堅持認為不應有任何氣候變暖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系統構成嚴重威脅的內容，因為“全球氣候根本沒有變暖”。

結果，不承認氣候變暖為美國2001年退出并在之后始終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找到了最佳借口。在另外一次于波茨坦舉行的八國集團環境部長會議上，美國與其它發達工業國家在氣候保護問題上仍存在分歧，既不愿參與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保護項目提供資金補貼，也不愿履行《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排減義務。

不過，那些對環境問題無能為力的政治家們倒是始終沒忘記他們的社會責任，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些政治家（包括克林頓、戈爾、卡特、安南、希拉克等）在退出現職后紛紛成立基金推動環保等事業，無形中也意味著這些政治家的環境觀點其實是一以貫之的——他們當初就很重視環保問題，只不過他們在任上反而會受到大公司、大企業集團的制約而無法完成這些人道目標，只能在退下來之后以一個自由公民的身份稍稍盡一些力。而我們在敬佩他們的同時，忍不住還是要問一句：當他們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時候，為什么沒有做得更多些？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果環保事業陷入少數利益集團的掌控，而無法從人類的客觀利益來考慮問題的話，那么關于環境的危機就只會更多，而不是更少。

英國氣象局認為，受厄爾尼諾現象及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2007年全球平均溫度可能達到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聯合國的相關預測是：如果目前全球變暖趨勢持續下去，在未來一百年內全球氣溫將升高1.5至6攝氏度，數以億計人的生活將受到影響。

環保的最初推動力量來自公眾，但目前看來環保斗爭仍主要通過傳統的國內政治手段來起作用，特別是發達國家內的環保組織和環保受益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如2007年4月以美國麻省為首的十二個州、三家市政府以及若干非政府組織，通過長達8年的訴訟，在起訴環保署和汽車利益集團的官司中獲勝，迫使其按照《清潔空氣法》管理新汽車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雖然環保主義者會為這場勝利歡呼，但和那些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廣泛流動的資本的力量相比，公眾環保力量的全球化道路仍顯艱難：國際性的環保組織和國際性的資本組織的歷史是無法相提并論的；環保NGO組織在一些國家甚至處于被警惕、被限制的地位；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政治、文化、全球治理等其他全球化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至少在這些領域的全球化程度與經濟領域的全球化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環保在全球治理上的發展程度遠遠落后于經濟全球化的水平，這種狀況顯然不是各國政府之間簡單的交流、溝通就能夠解決的。對發達國家的政府領導人來說，要更多地負起最強大國家在這個世界上的責任，更多地警醒作為民主政府的天職。

而對那些關心環保的平民們來說，也應該超越原來那種只關注某個具體的或者某個具體領域里的環境問題的習慣，把眼光更多地投注于如何聯合起來從事更廣泛和深刻的制度性建設工作，如加強現已存在的環保政治正確性；以公民社會參政的形式對本國政府和利益集團施加更大的壓力；促使新的、更嚴厲的國際環保法規出臺；完善對破壞環境者的國際懲罰機制。

總之，當全球環境問題的惡果一步步顯現出來的時候，任何試圖淡化問題的努力都是毫無意義的。惟有創新整個人類發展機制，通過全球機制設計、建立全球統一市場、全球公民社會、全球治理與全球聯合政府之間相對平衡的全球治理結構，庶幾可以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