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政策，就是用可承受價格去獲得充分的能源供應。這本身不僅是技術問題、能源問題，而且是國際關系問題。所以，著名能源學者丹尼爾·耶金說過，石油與地緣政治的密切關系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原材料都無法企及的。探討中美能源合作，就必須在這樣一個全球戰略眼光下進行。

中美在能源方面合作由來已久，兩國建交之后一直有深入合作。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開展戰略經濟對話以來，中美所簽訂的合作協議中最多的就是能源協議，能源已經成為中美發展最快的一個合作領域。奧巴馬在重新當選美國總統后也明確指出，中美可以在很多領域廣泛合作，尤其是在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方面要共同應對當前挑戰。

可以說，中美能源合作有很多有利條件。首先就是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都面對一些共同問題。從需求上看，中美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石油市場，也是兩個最大的石油進口國，需求增長占到世界每年石油增長的60%；兩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汽車市場，占據全球汽車消費的40%；兩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石油投資國、最大的煤炭消費國、最大的電力消費國、碳排放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的創新國。2012年，中國對清潔能源投資大約占到世界總投資的一半。在這些方面，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兩個大國如此接近，這就是合作的基礎。

從戰略上看，美國是戰略上的超級大國，對許多國家來說也是安全提供國。在某些關鍵的石油生產地區，尤其是波斯灣地區，美國也是平衡力量。中國則被認為是最終可能成為這些地區的重要影響因素。中美在獲得更穩定的、價格更可承受的、更可靠的、更清潔的能源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無論供應地區來自哪里，石油中斷或者價格波動都會影響所有經濟體，尤其是中美兩國。所以，假如中美兩國要應對全球能源安全的共同挑戰，就要建立良好的能源合作關系，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盡管中美能源合作有著很好的基礎，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現實中，許多負面因素仍不時影響著中美能源關系。

最直接的負面因素是，中國在能源領域的興起被很多人解讀為對美國構成了挑戰。美國一直是世界石油市場的主要推動力、能源規則的制定者、能源體制的建立者及能源技術的引領者。當中國在能源事務中，尤其是在石油市場和石油管理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時，就意味著美國將不再是唯一的主導力量。2011年，希拉里·克林頓在國會作證時就說：“我們正在同中國競爭，如果有人認為我們在（能源領域）這些問題上的退讓與維持我們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無關，就大錯特錯。”也就是說，她認為美國和中國在能源領域里的競爭關系影響到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當然，影響中美能源合作的負面因素還有很多，比如美國指責中國通過雙邊國有公司控制石油產地從而獲得資源，而不是注重從統一的一個市場上獲得能源；美國認為中國不公平地對清潔能源的設備生產提供了補貼，使得這些企業在國際上有了更大的競爭能力，并通過這些技術獲得貿易優勢和制造業的優勢；美國擔心中國在蘇丹、伊朗所從事的石油投資、開采或購買等行為破壞美國和西方國家制裁政策的效力；美國不接受《京都議定書》當中“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這也是中國所贊同的原則），而且與大多數發達國家一起，想要尋求制定一個新的國際條約，來使發展中國家同樣受到國際責任的約束；美國擔心隨著中國對能源和資源投資增加，中國在一些地區的影響力會逐漸擴大，影響到美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

總的來說，以上的諸多問題和分歧主要還是來自美國民間，而美國國家能源局、國務院等官方機構仍然表示出誠意，要推動中美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中國在尋求與美國能源合作過程中，需要注意到兩個動態。一是中美在能源領域里存在的相互不信任，反映了這些年中美戰略猜疑的增長，尤其是在美國做出戰略“再平衡”，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之后，美國對中國南海島嶼和釣魚島主權問題等表示出特別的關注，這是大的環境。二是在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的政策上，美國國內還沒有達成共識，這束縛住了奧巴馬政府在國際上同中國和其他國家打交道的作為。在這些不確定因素下，我們還需要關注奧巴馬在第二任期的一些具體能源政策：是否完全取消對石油和天然氣生產部門的補貼，是否說服國會對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技術補貼，是否執行在頁巖氣開發的規章，是否征收碳排放稅。這些都會對美國能源發展帶來影響，也將影響中國與美國的能源合作關系。當然，同樣也關系到中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尋找更多商機。

（作者周琪，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政治室主任，記者薛梅采訪整理）